今天一天主要是三件事：开幕式、介绍日程、学日语。海外协力集团的一个部长代表东道主致欢迎辞，他追溯了中日两国人员交流的历史，感慨从前的古典交通时代，两国国民是踏着汹涌的波涛，冒着生命危险才实现互访的。一语生情，这种联想使今天北京到东京平庸的飞机之旅也有了几分声色。
介绍日程占去了太多的时间。本来在动身前已发给我们一个详细的日程表，细到小时。到日后每天又都要发一张次日的日程表，每种日程表上都详细地列着注意事项，如着装方式、乘车地点。有了这些繁琐的表格仍然要面对面地一件件地讲解，日本人做事也真是细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史载京都仿长安而建，连城墙的厚度差了几分都要推倒重来。迂腐本来是可笑的，但迂腐到这种程度就有了几分可惊可怕。或许在这种一丝不苟、有时还显得并无必要的细致之求中藏着某种道吧，日本人就以蚂蚁工作的细密建造了它巨大的经济共同体，成为庞然大物。外交部日本处的人员交待我们说日本人心细如发，在会场喝完水杯子是不是放回原处、拆开信封那两枚小小的钉书钉是否收拾起来带走他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极为在意。这次学日语是生学，既不学假名，又不学语法和书写，就是硬将句子用毫无逻辑联系的汉字或英文音标注出读音，记一句算一句。这样的学习超过一个小时、十句话就使人昏昏欲睡，如果还没有被它逼得发疯的话。日方坚决要求与日本青年见面时要说日语，这生硬学来的日语根本不能增进我们对日本语言和文化的了解与感情，它仅仅能满足日本人听外国人说本国语的虚荣心。日本人的Bubble。先天的被歧视恐惧，是既小且岛的国家的天性？
今天晚饭后外出散步，天下着蒙蒙的小雨，似有似无的小雨，街道满是湿漉漉的都市灯光。沿街直行（盖因道生不敢拐弯抹角也），见一个霓虹招牌“古本大学”，以为真是一所什么大学，定睛一看却是一家书店，玻璃墙展示着店里满架的书。见书店不禁心生一喜，踱进去挨架翻将起来，翻了两册见书页均已发黄，原来这是家旧书店。在日本逛旧书店是我此行的梦想之一，谁知竟这样无意得圆。“古本”非虚言也。先看到的当然是日文书，有一本《日本食物志》卖300日元。若不是不懂日文且携带不便，这样便宜且古怪的旧书还有一本《韩国民间生活史》（200日元），其题亦诱人不浅。
雨下得紧了，没有带伞出来，就沿屋檐下的街边回店。饭店的另一侧昨天夜里我已单独逛过，是一个街心公园，中有不锈钢粗管高高举起的铜塑，是群塑，有立腿欲跳的蚂蚱，伸头伸脑的乌龟，呆立的猫头鹰，裸体狂奔的女人，还有折茎的喇叭花。初看我不解其意，走到公园的另一侧发现又一个塑像，是一个放飞鸽子的女性，一人多高的石座上刻着“和平女神”，一旁有碑，碑上的日语中我能认出“核”长“核”短、“受害”来“受害”去的汉字。我明白了那蚂蚱、女人群塑是记录原子弹爆炸的景象。走在这个公园里我心情复杂。日本因为美国那两颗原子弹的缘故时时处处地高喊和平，俨然和平最有力的呼吁者与捍卫者。和平当然没有任何错误，但和平是抽象的，而喊和平的人却是具体的。战后有两种人呼吁和平：一是受害者，如中国；一是伤害者，如德国。受害者喊和平正是一种沉痛的正义，而伤害者以深刻的忏悔来吁求和平也代表了人类良知的胜利，代表人类自新向善的希望。但日本人喊和平的身分却十分暧昧。它的确是原子弹的受害者，然而它却忘记了在受害之前它首先是一个伤害者。只记得广岛长崎之毁，不记得珍珠港之袭，对南京大屠杀以及在中国无数无名地方无以复加的暴行更是讳莫如深。它只有控诉而没有忏悔，它所喊的和平听来就不是滋味。正如毛泽东所说，常规武器杀的人并不比原子弹少，而且我还要加一句：常规武器甚至更原始的大刀、军刺杀人未必没有核武器惨酷。我今年夏天考察京杭运河在中国的许多县、乡寻得的史料中，最骇人听闻的就是日本军人对中国平民随意的、残忍的屠杀。我发现中国人的性格在经过八年抗战后变得凶残了许多，分析抗战前后两次土改的细节与情节即可见出这种明显的改变：我认为这种凶残化就是日军兽性化残暴统治的结果。日军的示范使中国的民性为之一变。我希望日本能首先确认自己是一个伤害者，然后大家才能同情地承认它是一个受害者。它在广岛的战争纪念设施旁应同时开设一个忏悔道场，为它手中的死难者，也是为人类清白的良心招魂。
但要日本人做到这一点很难。我看到公园雕塑的不锈钢圆柱上贴着一个讲演通知，题目是“中国、韩国之历史歪曲”。这柱子成了日本人对中国的谤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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